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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吧:中国历史上谋国、谋身、谋天下的变局和困局

文章发布时间:2015/5/26 22: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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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国者

 来源: 广州日报 作者: 林东林

 

  1

  

  看点:

  这是一本带有文学和美学视野、个人性情和观点的历史笔记。著名作家林东林用千年改革、六大变法,写尽中国历史上谋国、谋身、谋天下的变局和困局。

  霸业和人心——商鞅功与过

  东汉末年,汝南平舆(今属河南)人许劭知名于世,尤爱评论人物。曹操起事前,有一天慕名到许劭家里去拜访,请他为自己做一番评论:吾何如人?许劭起先因看不起他,不愿意为之评价,后来在曹操威胁下,终于下了一句断语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听了这话大悦而去,想必是这评价正合他心意——不问道德,只问能力。

  史书中说,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又写他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典型一副游侠儿吊儿郎当的样子,但这番游荡,却不碍他日后成大事。

  事实上,奸雄之奸与能臣之能是相通的。在中国历史上,商鞅的名声比曹操好一点,但也是好好坏坏。西汉名臣桑弘羊说他功如丘山,名传后世;司马迁则说他是天资刻薄人也,最后受恶名于秦是罪有应得。然而商鞅死后,他的那一套法家理论,却在中国大地上被后世用之不衰。但是我觉得,就为人臣子来说,商鞅对秦孝公,还是非常尽忠职守的。

  《战国策》里说,秦孝公在病重的时候,欲传商君,辞不受,说明商鞅还是忠君的,变法也好,改革也好,只为帝王家,日月光华,弘于一人。

  有人说秦孝公这是在试探商鞅,怕他对太子有二心。我觉得以秦孝公的作为和胆识,他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与商鞅是在霸业上有共通之处和绝对追求的人,所以他传位给商鞅,倒未必不是出于真心。在强秦的接力赛中,霸业之霸已经胜过了秦国之秦。

  我相信在秦孝公眼里,商鞅于他,已经超越了君臣的界限,亲如手足,敬若知己。

  后世又说商鞅有造反之心,这我更不信。商鞅相秦多年,虽然确实功高震主,不过对商鞅来说,他尚无造反的资本,更没有造反的动机。商鞅是以成帝王业自居的人,为帝王之师和成帝王,毕竟是两码事。卫国这样的文礼之邦、温柔之乡,走不出帝王,却走得出帝王师,所以能出来商鞅这样的侍奉霸业之士。在他心里,是要辅佐出春秋五霸那样的霸王来。

  商鞅是法家不假,但道法同源这种纤尘不染的洁净,让他有一种超理性。

  所以即便是太子犯法,商鞅也坚决要罚: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即便不能对太子施刑,也要让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代受惩治。后来没多久,太傅公子虔又犯了法,商鞅便施以割鼻,可见为了至治和霸业的不容忍,他已到眼中只有一人的地步。

  商鞅之前,周礼治天下,刑不上大夫,但从商鞅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商鞅的为人,我丝毫不怀疑,这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之人。千古功名惟气概,商鞅丝毫不缺如此气概,这一点他可以跟古今任何人比。

 谁染黑了历史

  今天,很多人说起商鞅,很多话会脱口而出,如伟大的改革家之类,但是这些话显然没有经过大脑,人云亦云而已。

  商鞅的变法,纵然是成功的,实用性很强,效果也非常好,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却也是一场黑色的、血腥的、倒退的改革。

  第一是经济上的倒退。商鞅重农不重商,一切归心于农,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对于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都要罚为官奴。商鞅治下,秦国无货币,只能以物易物。

  为增加国家收入,商鞅还推行一夫一妻小家庭,禁止父子及成年兄弟同居一室,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的,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要加倍征收户口税等。

  他又限制人口迁徙流动。当时秦国人丁稀少,又经常内斗,因此商鞅制定法律,不管去哪里,都要官府出具身份证明和通关文书,而商业的发展却是最离不开人与物的流动的。

  所以从商品经济的角度而言,与管仲的改革相比,商鞅变法是一场巨大的倒退。

  第二是社会功能的倒退。商鞅的重农还不是根本,根本是打仗,富要打,穷也要打,打仗是根本之道。所以他废井田也好,开阡陌也好,废世卿世禄以行军功爵制也好,再或者重罚私斗也好,目的都是打仗,富国也不是为了强民,而是为了强兵,以成为虎狼之国,所向无敌。只有先成为虎狼才能所向披靡,四方都俯首称臣,对外才能达到至治

  至治之二在国内,即商鞅施行的连坐法,什伍间要相牧司连坐,即一家有罪而九家相揭发,若不揭发,则十家连坐。连坐的罪非常重,不揭发检举的腰斩,揭发的奖赏则十分丰厚,同斩敌人首级一样受到赏赐,窝藏有罪的人与投降敌人同罪。

  所谓至治,也不过如此吧?虽没有人治你,你身边却时刻有人在盯着你。

  第三是文明上的倒退。为定秦律,商鞅还燔诗书而明法令,比秦始皇先一步将火把燃向书页。可以说,没有商鞅的燔诗书,也就不会有秦始皇焚书坑儒,两者相隔近150年,但中国文明史上的这两道冲天大火,却如出一辙,熏黑了诗书,熏黑了世道人心,国家有法令而无文明。而没有这两道熊熊火光,也就没有后世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商鞅两次变法,先后持续二十余年,致使秦国兵革强大,诸侯畏惧,帝国初成。这个实用主义者一切以结果为导向,挖掘出了人性的纵深潜能,帝国焉能不威武四方?

  这番改革,如果换在一个公司实行,那基本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公司是唯利的,唯结果的,唯效率的,今天还有很多公司管理层在学法家那一套。

  但是商鞅错就错在,他把这番改革用在国家身上,而且是用在一个人的国家身上。要知道,人民没有义务为国家奉献所有。

  然而商鞅变法是黑色的,而且一黑到底,黑色的硝烟在人心深处经久弥漫不散。

今人是最好的风景

  在古代中国,民间有一句歇后语,叫闭灯看家书——公私分明

  公私分明的道理,被我们一讲再讲,公家的东西不能为私用,就像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为公出力就不能徇私情;而私人的东西为公用,所谓毁家纾国,则是一种大德。

  然而却鲜有人知,公私分明这个词其实最早出于商鞅的《商君书》。在《修权》一篇中他说: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其意,与今日庶几近之。

  如果看过《商君书》,我们应该还会记住商鞅发明的另一个词壹民壹民的培养靠壹赏壹刑壹教三种手段,壹赏是说利禄官爵、富贵之门都是出于军功;壹刑是人人平等,刑罚面前不分等级;壹教是只受一种教育,法家就是国教。

  商鞅说,壹赏之下,士兵无敌;壹刑之下,令出必行;壹教之下,下皆听上。这样的手段培养出来的壹民入使民壹于家,出使民壹于战……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意思就是说,壹民在家只会种地,因为种地所以”——不是朴素,而是愚蠢;在外只会打仗,在战场上士兵们皆尽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为上用也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做到了秦朝这样,把社会和人简化到如此地步,把集权和效率发挥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弱小的秦国一跃而极强,在弱肉强食中创建了第一个大帝国。

  郭沫若说,商鞅和秦孝公都是大公无私的人。不错,他们的确是大公无私,但是小盗窃家,大盗窃国,他们的大公无私是大公为私,是要把天下众生变为一人。在商鞅的治理下,所有人都是一个人,所有脑袋都是一个脑袋,只能想、只能做两件事:种田,打仗。

  被誉为春秋第一相的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因为吃得上饭、穿得上衣才能讲究礼仪和操守,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有恒德。管仲拜相,变的是蓝色的法,以商富民富国富人世;商鞅拜相,变的却是黑色的法,以农养战,打烂人心。

  管仲又说善莫于奢靡,这几乎就是孟德斯鸠的富人不奢侈,穷人将饿死。他自己也是如此,吃要吃味道最好的食物,听要听韵律最美的音乐,鸡蛋要先在蛋壳上画图再煮吃,林柴要雕成艺术品再烧,所谓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他为齐桓公出山时,还提过几个条件,一曰贱不能临贵,桓公任他为上卿;二曰贫不能役富,桓公又赏赐给他齐国市租;三曰疏不能制亲,桓公又立他为仲父。

  而商鞅呢?在他眼里,只有种田才会有收成,只有打仗才能扩张国土,消费游食都是坐吃山空,空谈辩论更是蛊惑人心,所以不准经商,不准游历,不准入幕,不准辩论。客观地说,这确实把秦国推上了大国崛起之路,然而这场国进民退,老百姓在人的层面上节节后退,无论是种地还是打仗,都要迸发所有的满足国家的,公绑架了私,国家绑架了人民。所以到后来商鞅被五马分尸,老百姓没有一个为他叫屈,也可见民心所向。

十年当国

  中国人对张居正有感情,因为他是唯一一个用尽心力拯救、且有效拯救了大明王朝的人,虽然毁誉、争议不断。

  不过,张居正虽然功在社稷,但他治国的手段实在有限,跟商鞅相秦相比,跟王安石相比,他也许根本算不上一个改革家或变法家,因为他的作为几乎都不涉革新。事实上,他说的前人都已说过,他做的前人也已做过——他甚至是复古,用心恢复执行祖宗的成法,在制度结构上他也没有任何改进,调整的只是纪律和法律的严格施行,以及他作为元辅的个人权势和魄力,在某种意义上,他更像是一个指挥家或者统筹家。

  譬如他实行考成法,规定六部、都察院各衙门,凡属应办的公事,都要根据轻重缓急立定期限办理,设置文簿登记存照,依限办完注销。又另造文册二本,一本送六科备注,实行一件,注销一件;一本送内阁查考。若地方巡抚、巡按行事迟延,则部院纠举;部院注销文册有弊,则六科纠举;六科奏报不实,则内阁纠举。一步一步环环相扣,严丝合缝。

  比如一位知府,年初就要写好年度计划,自己留一份,给张居正一份。若计划太空,就要退回重写。计划通过后,一年里这位知府就要为完成计划而努力。如果到了年末,核对后发现他有什么事没有完成,那知府就会被贬为知县;如果到了县里还是如此,那就一直降下去,直到知府什么官爵都被削去,回乡当个平头百姓算罢。这就像是今天很多公司采用的末位淘汰制,逼着所有人奋力向前,发挥出最大的潜能。

  但这样的手段,并不需要变革任何一项制度,只是效率增加了而已,一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所言,张居正从未企图改组政府或重新创制文官组织他唯一可能导引到主要改革的步骤,乃是1580年的全国士地测量,不过在测量结果尚待审核之际张本人已去世,以后无人主持,其数字未得继任者的切实注意。所以,他虽然呕心沥血当国十年,为大明王朝的江山绵延立了大功,仍然不免被后人诟病,因为这还是人治,属于英雄治国,在制度上缺少开创性,不能让帝国一劳永逸,轮到狗熊当政时就会完全是另一幅光景。

  不过考虑到斯时斯地斯人,我们似乎也可以理解他的初衷,正是因为张居正要一心变法向太祖,目的在于恢复朱元璋当年的制度和效率——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以严刑酷律惩治贪官污吏,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措施之精,大明王朝后世君主再不见这样的魄力和手腕,他才能在姿态上更合乎正统,行动上更理所当然,削弱帝王对他的猜忌和防范,同时外王之际,也才能理所当然地对文武百官施加压力,而不会被怀疑别有动机。

  张居正的妙手,为明朝积累两百多年的沉疴开出了一副回春妙药,在安江山之际,也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一条鞭法使朝廷收入大增,国库积银达600万两以上,太仆寺也存银400万两,南京的仓库同样也存银250万两,可谓国用丰饶,同时北京仓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万石,足够支用十年,与嘉靖时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相比犹如天壤。

看细节,论成败

  一千八百多年前的陈蕃,经常被老先生拿来训后生: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当年,15岁的陈蕃独处庭院习诗读书,院子里杂草丛生,秽物满地,他父亲的老友薛勤劝他: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不讲究的陈蕃,后来争锋外戚,抗衡宦官,在朝纲崩乱的时候,百余年间维持汉室乱而不亡,功劳最大。陈蕃虽然最终扫了天下,但历史唠唠叨叨的,还是他那点儿不干净的小毛病。这个例子,我觉得既有普适性,又没有普适性,譬如正方有王安石,而反方有张居正。

  对王安石来说,他最大的逸闻就是生活上不修边幅。据说,他长时间不换洗衣服、不洗脸、不漱口、不洗澡。他不但不在意外表,而且不讲究饮食。有一次宋仁宗大宴群臣,要所有人都自己到御池中钓鱼,由御厨用钓上来的鱼做每个人想吃的菜。大家都去钓鱼,只有王安石一动不动,把盘子里的鱼饵吃光了,最后在众人的惊讶声中,表示已经吃饱了。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也说,有人告诉王安石夫人,说她丈夫喜欢吃鹿肉丝,不吃别的菜。夫人问鹿肉丝摆在什么地方?来人说摆在他正前面。夫人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一下,鹿肉丝放得最远,结果王安石只吃离他近的菜,完全不吃鹿肉丝。

  然而邋里邋遢的王安石,在政治上却有一股神勇,坐着宋神宗的直升机青云直上,在北宋大地上厉行变法,一心打造一个兵精马壮的强大帝国。

  与王安石相比,张居正则是个重视生活品质和细节的人。须长至腹的美髯公张居正,不但眉目清秀,还爱修饰整洁,长期在身上涂抹香脂,几乎堪称帅爷。他的友人也说,居正性整洁,好鲜丽,日必易一衣,冰纨霞绮,尚方所不逮故相江陵公,性喜华,楚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虽李固、何宴无以过之。同时,张居正喜好收藏古玩,又好女色,他对女色的要求也相当高,不艳不取,他的部下、抗倭英雄戚继光,就曾不惜重金购买数个被称为千金姬的美女,还有在与倭寇对阵多次斩获的珠宝及春药,都献给了他。

  跟王安石相反,张居正看似时髦圆滑、熟稔交际、流连女色,事实上极端理性。张居正初入仕时,也曾经像王安石一样,清流不粘锅,因而四处碰壁,青云无望,后来他辞官周游天下,在出世的路上悟得入世的精要,所以他后来在官场闪转腾挪,在高拱和徐阶这样的厚黑高手中能如入水之鱼。在生活中千娇百媚、艳羽如凤的张居正,曾经十分嗜酒,和万历后来的每日必饮,饮之必醉,醉之必杖人有得一拼,他母亲年事已高,很担心他喝酒误事,请人写诗以君宠母恩俱未报,酒如成病悔何追示他,张居正竟能从此不招待至亲好友不饮,终身不醉。

  要知道,没有坚忍的信念和大力自持,戒酒戒烟一类事,并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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